電影初期在台灣，主要是靠一些來自日本內地的巡迴放映隊，或借用原有的戲院放映，並無專門的電影院。此時期的影片除了日本人自製的紀實片外，多半是歐美新聞片、教育片、自然風光片、滑稽片，後來才有一些較重娛樂效果的劇情短片。

　　1900年全世界受到盧米埃電影的影響，

　　1905年1月受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鼓動到台灣放映電影的日本勞工運動家高松豐次郎，在台灣各都會區的戲院巡迴放映日俄戰爭影片，座無虛席。他與朋友趁勢改建「朝日座」，使其成為戲劇與電影兩用的戲院。高松在台灣也因而開始有了較固定放映電影的戲院。

　　1907年，高松豐次郎完成《台灣實況紹介》。這部電影的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雖然是作為台灣總督府政治宣傳的工具，但影片在全台各地放映，對於旅遊不便的世紀初台灣，還是具有相當的社會教育意義。這部片後來也在日本的台灣博覽會及一些大都市的電影院放映，並有阿里山鄒族原住民隨片登台，讓許多日本人第一次見識到殖民地台灣的面貌。而這種較大規模的實況紀錄電影製作，在日治時期以及國府統治時期會一再出現。

　　1915年由於「新高館」與「芳之亭」兩家電影院互相競爭，分庭抗禮，使得電影逐漸成為主要的娛樂，後相繼加入「世界館」及「新世界館」參與競爭。此時電影院為了取得片源而紛紛成為電影公司的專屬影院。

　　1926年起總督府開始實施「辨士」的考照許可制度。當時比較有名的台語「辨士」有王雲峰、詹天馬等人。

　　1924或1925年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台灣人自製自導的劇情片，是由台灣電影研究會出品、劉喜陽編導的《誰之過》。這部簡單的愛情故事片上映時沒受到任何注意。到了1929年百達電影公司由張雲鶴（張孫渠）製作及編導了一部武打愛情片《血痕》（又名《巒界英雄》），終於受到熱烈歡迎。

　　在日治時期台灣出品的劇情片，若非日本公司的產品，便是本地人出資請日本人編導的作品。而這其中又有相當多的影片具有政治或教育宣傳的作用。如1931或1932年由日本合同通信社電影部台灣電影製作所出品的《義人吳鳳》即是配合總督府塑造吳鳳神話而拍攝的一部電影。

　　隨著昭和初期（1925-1937）電影映演事業到達頂峰，總督府開始將原本交由各地執行的電影檢查業務逐漸統由總督府負責，並制訂電影檢查單行法規。

大正末期以林獻堂為首的「台灣文化協會」所設立的「美台團」電影放映隊，以電影鼓吹台灣人的民主自治運動。1926年於東京購得美製放映機與一批教育影片，自4月4日於台南「大舞台」首映，而後在全島巡迴放映進行宣傳。

　　1929年台灣第一份與電影有關的雜誌《演藝與電影》出刊。此時台灣電影院與觀眾的熱門話題是有聲電影的出現。1933年松竹拍攝的完全有聲電影《忠臣藏》在台北第二世界館放映時，大受歡迎。台灣並開始出現如歐洲大都市於1920年代出現的電影俱樂部，大約是1931年的「台北電影聯盟」，以及後來出現的「高雄電影聯盟」。這兩個電影俱樂部式的團體各自出版了《映畫生活》與《映畫往來》的機關刊物，內容包含電影史、電影理論、電影批評、電影劇本、電影消息等，算是愛好歐美與日本電影藝術者的同仁雜誌。

　　1914年台灣總督府通俗教育部與學務部共同舉辦「幻燈片及宣傳影片放映會」，開啟了電影作為學童教育、社會教化、政令宣導的新功能。總督府文教局學務部是在1914年購置電影攝影機，並設立巡迴電影班，在島內各地拍攝教育性影片供各地學校於「通俗教育講話會」中放映給學童與學生家長觀看。
台灣教育會通俗教育部設有電影拍攝部門，聘請日本攝影師來台工作。台灣教育會此後成為台灣拍攝教育宣傳影片的重要機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負責拍攝。

　　1923年皇太子（後來即位為裕仁天皇）訪台的影片。台灣教育會的教育工作者／官方利用電影達成台灣人認同日本，以及台灣作為日本模範殖民地的雙重目的。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大量有關戰爭局勢的新聞片開始出現，在電影院大受歡迎，甚至比劇情片還受矚目，因而出現了專映新聞片的電影院。這些新聞影片多半是由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製作，例如《時局下的台灣》。少部分則是台灣日日新報社的電影部製作。
在劇情片方面，台灣製作公司第一映畫製作所的《榮譽的軍夫》則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後，鼓吹台灣人當軍夫出征的影片。在中日戰爭的背景下，總督府開始進行對電影的統制工作。中國電影在總督府直接與間接的政策作為下被排斥了，甚至辨士用台語做解說也一度被禁止。後來連「台北電影聯盟」等電影俱樂部也被中止。
在台灣拍攝的劇情電影在二次大戰開始後製作量雖然很少，但完全是由官方主導，配合軍方的政策而製作的，成了道道地地的「國策電影」。像總督府於1941年協助帝國電影公司、新興電影公司與日活京都攝影所共同製作的《南方發展史：海之豪族》，即是一部配合「大東亞共榮圈」政策而宣揚日本古代往東南亞發展的「國策電影」。

　　1943年由總督府與滿州電影協會共同合作、由松竹下加茂出品的《莎韻之鐘》則是日治末期最為人知的一部「國策電影」。《莎韻之鐘》應該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所拍攝的最後一部劇情片。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總督府為統制電影的拍攝與放映活動，建立各地電影團體相互融通利用的管道以避免資源浪費，並進一步由總督府指揮全島的電影團體配合戰時宣傳的需求，乃於1941年8月在總督府內成立了「台灣電影協會」。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為止，台灣電影協會即是負責製作有關戰爭的所有新聞片、宣傳片最主要的機構。1943年起，台灣電影協會推出定期的新聞片輯《台灣電影月報》，不斷報導各地的戰況。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日產時，把台灣電影協會與台灣報導攝影協會合併，成立了負責製作新聞片的「台灣電影攝製場」（後來幾度改名，最後以「台灣電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於2000年結束營業，走入歷史）。

　　關於台灣電影院，至1915年底為止，全台灣的電影院只有三家：台北的「芳乃亭」及「新高館」、台南的「戎座」。「芳乃亭」是1911年7月開幕的。在此之前，一位以演「女義大夫」（由女性表演的一種說故事帶唱的戲）出名的藝人叫國芳的，本來在新起町建了一座「芳乃亭」，上演義大夫以及曲藝雜技；可是受到「朝日座」及「榮座」這兩家戲院影響，而維持不下去了，所以就迎合時尚，改放映當時最受歡迎的電影。這就是「舊芳乃亭」。這是1908、1909年的事。1911年高松豐次郎又在「舊芳乃亭」的隔壁新建了一間戲院，仍然稱之為「芳乃亭」，這就是「新芳乃亭」。這是台灣第一家純放電影的電影院，可是「舊芳乃亭」則被改名為「新高館」，也成了專門放映電影的電影院。於是台北突然有了兩家互相競爭的電影院。起初「新高館」比較吃香，可是到了1915年，兩家電影院已是分庭抗禮，勢均力敵了。而這兩家電影院的發展也聯帶波及到其它演戲的戲院，使得戲劇表演陷入發展的困境。至此，台北的各種表演藝術已是電影獨霸天下的局面。

　　「芳乃亭」與「新高館」為了彼此競爭，分別由不同的特約公司提供影片。「芳乃亭」主要放映的是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簡稱「日活」）的影片；「新高館」的影片則來自日本天然色活動寫真株式會社（簡稱「天活」）。而「日活」與「天活」兩家公司也是在1913年與1920年這七、八年間日本僅有的兩家電影製片廠，彼此相互競爭十分激烈。所以「芳乃亭」與「新高館」的競爭也可看成是「日活」與「天活」戰爭的延長線。